苏州创建“生态城市”和“绿色城市”的目标呼唤着生态现代化。苏州的生态现代化作为整体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价值追求目标，构成了整体现代化的基础和坚实平台，是现代化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的体现和表证，是保证苏州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苏州“两个率先”的实践，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现代化，才能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才能使苏州作为最适合人居和创业环境的“人间天堂”的美誉得到充分的体现。
生态现代化是苏州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苏州工业化发展的列车必将驶入生态社会，进入生态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展示出社会与人的整体全面进步、人与自然的充分协调与和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赢的具有崭新质态的文明，即“绿色文明”或“生态文明”。按照德国学者胡伯的观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是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的象征，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路径选择。
所谓生态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生态环境领域之内但意义又超越了生态环境范围的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和重要内容，确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和现代化发展理念，通过大力发展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学技术，强调绿色GDP，不断提高资源劳动率，科学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利用和悉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使生态环境资源可以永续利用，人类能够世世代代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虽然发轫于生态领域，但是它所引起的变革又不仅仅局限于生态领域，而是一场波及面十分广泛的社会整体性的变革，必将引发现代化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体制层面、管理层面、教育层面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层面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变革。生态现代化要求人们在运用生产力标准或经济增长速度来评估现代化水平和程度时，还必须评估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资源状况。生态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原动力。生态文明的发展又有助于加快人的现代化步伐，通过人的文明来带动社会整体文明，在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三者的交互发展中，人类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等会发生全面的革命。催生着绿色自然力、绿色生产力、绿色消费、绿色科技、绿色政治文化等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的美好景象。
苏州的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令人堪忧。苏州现状空气污染指数仍处在较高水平，水环境污染比较突出，出现了水质性缺水现象。环保基础设施的配套有待完善，沿江开发中化工产业、钢铁产业等的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市民的生态文化水平还不高。绿地覆盖率虽然达到了37.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了7.6平方米，但是，与合肥、南京、中山、佛山、珠海、秦皇岛、马鞍山、威海、厦门、三明、杭州、上海浦东等城市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45%以上，人均达到了10.6平方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苏州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对生态资源的可供给能力，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苏州生态现代化的状况已经关系到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状况，关系到现代化能否快速和持续地推进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重大事情。
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是由生态在整体现代化中的功能决定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不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而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并不是单一的经济领域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财富的增长。现代化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超越传统的革命性变革，始终奠基于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基础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各国现代化的实践反复证明，没有生态环境资源，现代化的步伐无法向前迈进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采用非生态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就不能实现；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现代化建设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持续地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现代化建设就会夭折和中断。不能设想在一个沙尘暴频频发生，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能够宣布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非生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使工业文明染上了一层被环境污染所形成的灰色，成为令人类最为担心的灰色文明。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忽视科学的发展，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人造卫星传回地球的资料表明，大气污染已经使我国的一些城市从卫星的“太空之眼”中消失了。科学家们的另一个警告更令人怵心：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日照时间每天也因此平均减少一个小时。日照时间减少，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也让人类呼吸到的新鲜空气越来越少。另外，由于地球上的天气情况主要取决于太阳的辐射，日照时间的减少，将引起气压和气温的变化。[1]水是生命之源，水资源是基础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之一，同时又是战略性经济资源。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水资源问题在我国也愈益突出。在我国的660个城市中，有357个城市缺水，121个城市严重缺水。[2]另外，湿地面积不断缩小，海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挑战以及能源短缺威胁经济发展等生态环境问题明显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污染对生产和生活以及人类的健康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环境资本的损耗，另一方面是社会总资本的减少。英国学者沃夫德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值，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另一结果是社会整体文明的退化。由于地下水的超标开采，可耕地和湿地的减少，苏州作为“鱼米之乡”的称号正受到挑战。
苏州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价值追求
生态现代化是围绕生态对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持而展开的。其主旨是通过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生产力和循环经济以及提高资源劳动率，追求绿色GDP，营造绿色文化，倡导绿色消费等措施，全方位地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
环境保护是生态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在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带有消极防范和被动应付的性质，但是它在抑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方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保护一般是指自然和生态的保护、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环境管理、环境检测等一系列活动。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现代化促使人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建设生态环境就是造福人类。只有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既索取又投入，既利用又建设，才能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根据苏州现在的环境状态，环境保护重点在于污染的治理和预防、植树造林、发展生态产业、从各方面堵塞破坏环境的途径，遏止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步恢复、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扭转环境系统的失衡局面，保证环境内部的自身发展。
节约资源也是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生态资源都是有限的，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只有在生态资源的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遏制浪费资源，破坏资源的现象，才能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最佳的利用。开展创建节水型城市，节能型城市等方面的节约资源的活动，培养国民养成自觉节约资源的行为，是生态现代化中的重要内容。
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是生态现代化的主体工程。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包括了自然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力。生产力的源泉的抽象形式就是人类赖以进行生存和生产活动的环境系统，也就是以土地、河流、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力。按照自然资源的渊源以及可利用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性自然资源，指太阳能、空气、气候等，它随着地球的形成和运动而存在。另一类是后生性自然资源，指在地球的自然演化过程中某阶段形成的资源。后生性自然资源又包括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力构成了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是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源泉。对生态环境所起的作用可区分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建设性生产力）和阻碍发展的生产力（破坏性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是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生产力，如推广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产品；治理沙漠、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优化水环境。让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果园，荒滩变城镇，水患为水利。非绿色的生产力越发展，如采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所获取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的源泉从源头上加以扼杀，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恩格斯曾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西亚毁林开荒最后导致不毛之地的例子说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绿色生产力要求绿色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所谓发展要停止，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地方，采取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办法，从暂时看，可能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但是它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系统，得以休生养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州的两个园区要预留一些土地用于生态建设，通过湿地、公园和绿色林带建设，有效地改善中心城区的生态状况。
绿色科学技术在生态现代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使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原来沉睡在地下的各种自然资源开采出来，成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煤、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但是又带来空气污染、臭氧层越来越稀薄，许多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又造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因此，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绿色与非绿色科技之分。绿色科技是充分考虑环境问题，不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有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科学技术。非绿色的科技是那些不利于或破坏生态环境的科技。科技对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应该在于，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组织的优化，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如果科技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就不是第一生产力，相反，会成为第一破坏力。沿江开发中要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不能出现建设中的破坏现象。
为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充分反映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必须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绿色GDP。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传统的GDP只是考量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但是无法反映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状况的一种纠偏。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推行绿色GDP的考核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生态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建构以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绿色生活方式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力呼唤着绿色消费力，绿色消费力反过来促进和推动着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力。换言之，没有绿色消费作支撑，绿色生产力和科技力是无法体现出价值来的。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按照社会生活生态化，生态资源效能最大化利用的要求，培育支持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创建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充分尊重生态环境，重视环境卫生，确立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新的生存观、幸福观和发展观，倡导绿色消费，以达到资源永续利用，有利于人类世世代代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目的。
苏州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保证系统
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推进程度是与保证系统密切联系着的。生态环境环境问题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因此，生态现代化的保证系统主要围绕人进行，要建构切实有效的观念保证系统和制度保证系统。
观念是行动的指导。陈腐的观念必将带来陈腐的现代化实践。现代的发展观念应该是一种始终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现代化的视野中考察的观念。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发展的合理性、人文性和可持续性。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物理上的物质的累积和吸取所表现出的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应该体现在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进。发展的合理性除了要充分考虑发展对人类的有益性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发展对生态的有益性，发展要遵循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规律，遵循生态学高效、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不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和调节能力。经济的合理性要兼顾和服从生态的合理性。发展的人文性体现在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有益于人的健康进步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发展并不只是为了经济指标的增长，它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发展的价值不是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是体现在人的身上。那种脱离人的发展的单一的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思想与实践是错误的。如果以环境的遭受破坏和人们的公共健康受到影响作为代价来追求发展，就会出现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可以说是不能冠以发展之美名的。法国著名学者佩鲁指出：“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据经验，这种紧张关系可被视为各种已知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4]发展的可持续性揭示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从有限的环境中吸取或积累物质而达到的经济规模的数量性增加是不可持续的。而质量性改进和潜力的实现则可永远持续。人类的发展应该是考虑发展代价的适度的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当作任意索取和处置的客体，要把人口、环境、资源等要素联系起来思考，不能以牺牲后续的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当代发展的高速度。要追求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发展。
环境与发展并不是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的关系，而是可以协调达到双赢的。解决环境问题不是要抑制发展和牺牲发展，相反，要以发展作为保证。为此，就有必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传统的发展观。
首先，要变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发展观为把追求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发展观。发展理所当然地要追求经济价值，但是，经济价值只是实现发展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一，而不是唯一。经济价值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具体体现，并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人文价值上。而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实现又要依赖于和取决于生态价值的实现。在人与自然共存和共荣的情况下，如果将生态环境视为只是满足人类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现的当然的付出者，就会打破人与自然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就无法形成一个消费与供给相协调的机制，只有将人与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补益的动态系统，并将这一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和整体最优化作为价值取向，才能达到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三者兼顾，共同发展的目的。
其次，要变只是局限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发展观为把“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与“人与社会关系系统”结合起来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是单向的线形思维，认为发展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人是主体，是索取者，自然是客体，是奉献者。自然这一客体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人的功利上。人对自然索取得越多，其主体性越能确证，主体价值越能实现。同时，传统发展观又不能辩证地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爱护、索取与补偿的双向互动关系。片面地将物质无限性的思想移植到自然界上，认为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结果，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又反过来成为人类征服自己的能力。
再次，要变只是追求当代富强和幸福的发展观为把追求当代的发展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的发展观。当代是未来的起点，未来是当代的延伸。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紧密联系应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传统的发展观是将当代与未来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表现。发展就是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业化国家按照传统工业范式发展，生产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把增加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用各种途径鼓励消费，通过商业广告出售消费主义，以致发达国家成了高消费和高享受的国家。人们的价值取向是物质第一主义。按照这种价值取向，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的刺激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时尚。这种发展模式引发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将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保证发展链条的衔接性和连续性是当代应该倡导的发展观。为此，一方面，当代要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经济的适度发展就是要尽量减少和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能源以及资金的不必要或收效很小甚至是负效应的投入，尤其是稀缺性资源的投入，要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达到资源开发、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倡导生态价值和生存价值的幸福观。按照生态保护的原则，抛弃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高消费的追求，讲究生活质量的提高，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目标。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智慧和创造性获得充分的发挥，家庭生活更加融洽和谐且富有情趣，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协调，人的心理、信仰、审美和道德等精神生活获得高度的充实和满足。
最后，要变只是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观为把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与关注别国和别的地区的发展乃至全球整体发展结合起来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观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对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兴趣只局限于自己所生存的范围内，表现出强烈的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为了自己的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可以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到了环境保护的意义，到了90年代，各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热浪滚滚。但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问题，他们又把大量污染性的工业，甚至工业垃圾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达到了保护自己环境的目的，但是，全球环境污染等问题反而加剧了。建立在环境哲学基础上的现代发展观很好地解决了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局部价值与全球整体价值的辩证关系。自然、社会和人类作为普遍联系的整体所具有的交互作用的关联性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语），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相互创造着”的时代（马克思语），“地球村”或“地球宇宙飞船”的比喻就是对当代普遍联系特征的精辟概括。环境哲学认为，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和极其复杂的物质系统，是一个由无数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各个局部要素都处于非线性的交互作用之中，当局部系统遭到破坏时，整体系统的特性也会随之失衡和发生改观。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生态价值已经具有超国界性的特征，任何置全球价值和生态价值而不顾，只是将视野盯着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求得自己利益实现的做法，都是极其愚蠢的。空气和水每天都在进行着超越国界的流动，它们已经构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只考虑自己的一方净土，或者以污染别的地方来保全自己，都是不明智的短期行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的胸襟。
在建构观念保障系统的同时，要建构制度保障系统。正如恩格斯所说：“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如对干部的考核指标、法治建设以及全面的生态环境教育制度建设等。
长期以来，在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上缺乏对其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特别是片面地强调干部的政绩在于江河要改，面貌要变，不懂得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壁垒，相反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衡量干部的政绩主要看近期的增长速度。这样，为了达到高速度，有些干部以牺牲环境求速度，甚至到了“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的地步。苏州西部的一些乡镇以前对山体的破坏就是沉重的教训。
法治建设是重中之重。要把生态环境建设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制订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做到生态现代化有法律依据。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同时要支持和监督有关部门严格执法，还要加强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法律知识。生态教育要从孩子抓起，从小养成尊重环境、善待环境和呵护环境的习惯，在良好的生态文明熏陶下成为品德高尚、富有教养和审美情趣丰富的现代人。
通过开征生态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广义的生态税包括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和使用具有污染性产品的行为税以及排污税。前者如开发森林资源税，使用含铅汽油、含氯氟化碳产品税等；后者是指对各种形式的垃圾征税，包括企业“三废”和居民垃圾。这样能够促进可更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通过从财税和金融政策上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型产业的扶持，促进其快速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型产业具有高利润附加值、低能耗、少污染等特点，应对这类企业在财政上予以资助、税收上给予优惠减免，融资上给予倾斜照顾。与此同时，凡是会加重资源环境压力的企业项目要加以严格控制，特别严禁高污染企业上马。
水环境是苏州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生态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治水。要以开展节水型城市活动为契机，改革水资源管理机制，要实现包括城市和农村、水量和水质、地表水和地下水、供水和需水在内的水资源统一管理。要由以供给管理为主的“开发利用型管理”转向以需求管理为主的“节约效率型管理”。要实施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建立起供水和污水排放的统一的管理和收费体制，建立用户节约用水和效率用水的激励机制。
生态现代化建设，必将使苏州的天更蓝、地更绿、山更碧、水更清、空气更甜，真正使苏州成为可以使人诗意般地栖居和创业的充满绿色的人间天堂。

[1]转引自《苏州日报》2002年3月8日。
[2]转引自《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B1版。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第519页。
[4][美]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