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董辅礽薛永应一、董辅礽学识渊博，德艺双馨 2000年还在董辅礽教授文思泉涌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董辅礽评传》，不成想今天竟成了我追思董辅礽教授的“悼词”！董辅礽是我的同事，共事40年，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导师和兄长。我写的这本《董辅礽评传》中就记录着我怎样从他那里学习的许多片断。我原本没有足够的资格写世界级的大经济学家董辅礽的评传，但我素来知道董辅礽在经济学方面学识渊博，甚至可以说“博大精深”，因此我愿把为他写传看成是我重新系统地学习董辅礽的经济学著作的大好机会。同时我还认为，把董辅礽这样的德艺双馨的经济学家推荐给国内外的人士，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好事。我总认为，这本“评传”不是我独自的理论创作，它采用了经济学界的大量共识，因此，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对董辅礽的全面评论。 二、他不是普通的理论家，他是极具革命色彩的理论家以前，我仅仅把董辅礽看成是理论家。虽然我也承认他是经济学界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语），但通过为他写传，通过搜集材料和调查访问，我得出一个进一步的结论：他不是普通的理论家，他是极具革命色彩的理论家。中学时代，他就接近革命，同进步工人关系密切，与同窗好友针贬时弊，指摘国民党当局腐败误国；大学时代，他参加反对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学生的革命斗争，后来成为学生领袖，带领战友同反动军警进行殊死的拼搏。他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出色战果，使当时尚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毫不犹豫地吸收他为中共党员。董辅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他的理论生涯中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我感受最深的是三个方面：批判“四人帮”；爆破“两个分开”；积极参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1977年4月开始，在于光远的领导下，董辅礽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以经济研究所为基地，组织了一系列批判“四人帮”反动经济理论的“双周批判座谈会”和大会。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承担着全国经济理论导向的任务。这个系列化的批判会，发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由董辅礽设计和主编的两本专著《“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曾经牵动了全国，被学术界公认为当时条件下“大破大立”的范本，打破了当时还紧紧地禁锢着许多人头脑的一些理论禁区，后来全国的批判文章的不少关键性论点都是从这些批判会上和这两本著作中流传开来的。批判“四人帮”的战役刚刚结束，董辅礽立即把自己的理论工作重点转移到剖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来——对不合理的、过时的和落后的经济体制的弊病和弱点进行剖析，对社会主义应有的、合理的和科学的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形式进行探索。当时，人民公社仍然被宣传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束缚生产力的“紧箍咒”。在当时的理论界，在一部分当政大员的心目中，全民所有制“无比优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董辅礽却看到，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存在着“实质”与“形式”这样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当时被奉为神明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请董辅礽作报告，董辅礽在报告中第一次发出了“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后来又形成文字，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这是一篇经典性的文献。理论界的人士对多年前那种“思想禁锢”的情况，特别是对“四人帮”时代大兴“思想罪”和“文字狱”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没有忘记的。董辅礽以一个革命家的胆识终于发出了历史性的呐喊，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人们把改革和开放看成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董辅礽以他的改革理论为武器排列在这次革命的先锋队当中；同时，又以他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使自己成为这场革命的突出尖兵。 三、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这是中国各阶层人士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的共识。但是，改什么，怎么改，却众说纷纭，没有共识。自从董辅礽的“所有制形式理论”出来以后，这个问题才算基本解决了。因此，人们赞誉董辅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在那个“拜物教”盛行的特殊历史时期，要区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与“形式”，并且要改革曾被赋予神圣光环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谈何容易！董辅礽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和根本性的突破。董辅礽接着提出了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观点。他提出，公有制有两大类，一类是共同所有制，另一类是公众所有制。总之，所有制形式理论应该被看成是董辅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在他的体系中居于“中心”的重要地位。如果仿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说法，那么，“非公经济理论”和“国有企业理论”，就是董辅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两个基本点。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之所以还需要保留和发展非公经济，是因为当前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生产力还落后，保留和发展非公经济有助于增加就业、提供某些商品和服务，但它们只能也只应起补充作用，当经济发达了，超过了初级阶段，非公经济就不应再存在了。董辅礽针对着这些理论和看法提出，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互相补充，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初级阶段如此，初级阶段之后也如此。董辅礽又说，公有制经济的各个主体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形成市场和市场经济，只有在非公有经济的各个主体之间、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交换，从而才会有市场和市场经济。董辅礽的这一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还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恢复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自家人”的角色，其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它在实现社会持久稳定，促进经济更加繁荣方面，起到了并将会继续起着积极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困扰了我们多年，过去我们一直在国有企业的规模上做文章，一直徘徊在“抓大放小”之类的思路上。董辅礽另辟蹊径，彻底改换了人们的思路。他认为，首先要弄清楚建立和保留国有企业干什么，我们要国有企业发挥什么功能。在市场经济中和在计划经济中，各种国有企业的功能应该是有区别的。董辅礽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同其他思路最关键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他的思路把着眼点首先放在国有企业宏观布局的战略调整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领域或行业都需要和适合于保留国有企业，除了那些在公益性、政策性、自然垄断性以及关系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领域，必须保留和发展国有企业之外，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去。第二，他认为应该按照国有企业的功能，以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强点和弱点为依据，以竞争性、非竞争性为标准，来决定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去留，而不应该主要根据国有企业的大小、经营状况的好坏等来决定。以上这些基本论点，可以合称为如他所说的“八宝饭理论”，它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最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他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位优秀的理念设计师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及其执行，固然有政治家们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功劳，但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历史功勋。我认为，董辅礽可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位优秀的理念设计师”。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但他是极少数佼佼者之一。董辅礽早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一个看法：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是两个，一个是改革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另一个是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他最先提出并引起全国高度重视的真知灼见就是对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四大“特点”的揭示（以高速度发展为主要目标；把重工业作为突出而固定的重点；以粗放发展为主；追求经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这四点分析，在当时和现在，都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中国面临的战略问题成百上千，重点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拄了，一帆风顺，抓不住，事倍功半。董辅礽有理有据地论述了这个重点，即中国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代化问题。董辅礽从中国农村经济应选取的“模式”、发展“非农产业”、善待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的“传统”、正确认识和承受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代价”等方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了必由之路。与农村现代化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广袤无艮的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曾经贡献过许多真知灼见，董辅礽的独特贡献是，他最早、最深刻地指出了我国应该实行东西“双向开放”的战略，并为之进行了理论论证。这无疑为当今正在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最有力的根据和理论基础。董辅礽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还有其他亮点，都应列为他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根本性思路：其一，消费战略理论。这其实是他的战略目标理论的拓展。他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消费，而且研究了消费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作用，这无疑更有高度、更有特色。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论点是，认为在计划经济中和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方式是有根本性差异的。在计划经济中，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市场作为纽带；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以市场为纽带而紧密联系着，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现为消费品、消费性劳务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其二，生态和环境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约束理论。不仅要从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方面，而且要从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方面来讨论可持续发展；要把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区分开来，并探讨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要重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的“知”与“行”，即理论与政策，或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其三，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发展”与“增长”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为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包含发展的、至少是有利于发展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十分讲究增长方式的选择。其四，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需要中央政府的调控。这里，首先是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各国通常有四个目标：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几个目标之间往往发生矛盾，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进行判断和选择，并及时地进行调整，不能老盯着一个目标。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而不是长期政策。 五、我们把他看成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在写完《董辅礽评传》之后，脑子里留下了“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样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印象。我和许许多多与我有类似经历和心态的文化界（不只经济理论界）朋友常常聚会，我们还有许多生动的、发人深思的事例来支撑这一印象。也就是说，无数个日常的、细碎的、但感人肺腑的细节，凝聚成了董辅礽“锲而不舍，正道直行，工作勤奋，作风严谨，国人器重，世界瞩目”的鲜明形象。我们时常感叹：董辅礽有许多他为了经济理论的科学性而与之争论的“对手”，但却没有一个只因自己的私利而与之勾心斗角的“敌人”！我们怀念董辅礽。我们佩服董辅礽。我们把董辅礽当成学习的楷模。 2004年8月28日写于贵州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