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过后，我在河北省宁晋县、广东省高州市和山东省垦利县等地调研，当地干部群众对我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几个月过去了，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现在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他们特别希望中央能有个明确的说法，讲明白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是城里的事还是农村的事？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干？这些关乎全局的困惑表明，恰是民气可用时，兰舟竟发待将声。回京后的两个多月，我静心关注新型城镇化的各种意见，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逻辑梳理。
一、新型城镇化要忍受刮骨去毒阵痛
记得小时候种地，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再播种。我想，治国与种地是一个道理。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主载，要看能不能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刮骨去毒才能重生健康的肌体。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正本清源，就能矫枉纠偏。所谓战略，并不是“把马放在车前”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马往哪里跑”。我建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调研，对当前的城镇化进行全面彻底反思，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看准了的就下决心干，明摆着是错的就赶快改，不能总是在深水区里“摸石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为什么避害？害到了什么程度？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弄清楚，要么是跟着起哄，要么是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绕圈子。有些人的调子高到天上去了，就是不着边际，不敢面对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央都在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他们还是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前几年的“城市化”发言也居然拿到现在反驳，而且煞有介事，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此没有针对性，新型城镇化还怎么深入讨论下去？在我看来，“避害”才能进步，“避害”才能重生。对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敢于谈真问题，一定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一定要有把自己的见识、主张尤其是逆耳忠言说出来的勇气。在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方向上，谁怕下功夫，谁就找不到真理。
其实，既然叫新型城镇化，就一定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2010年就有各种社会舆论，批评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过激的观点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了很多真知灼见。综合起来，我大体上梳理了当前城镇化的十大重症：一、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二、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三、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四、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五、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六、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七、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八、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九、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十、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很快就形成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我想，对新型城镇化的不同意见，有调查不够的问题，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更加突出。最近听到消息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基本定稿，今年上半年可能正式出台。从我个人角度看，这么匆忙是欠妥的。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人向哪里去、地往哪里用？怎么拿出有力度、可操作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有责任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避免在关键的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我认为，在方向不明的时候，先停下来辨明方向是十分明智的，切不可在缺乏充分评估论证的情况下出手过快，用力过猛。
二、新型城镇化要主动扬弃治国理念
从历史上看，农民决定着政权兴衰。如何对待农民，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每个政权建立初期，都注意痛定思痛，惩农民之所恨，扬农民之所善。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不懂自我约束，采取各种倒行逆施榨取农民。我们要有大智慧，避免治国理念陷入“自动锁定”状态，尊重和关切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要求。现在最需要打破的，是陈腐的教条观念和本领恐慌，一说到扬弃治国理念，就会不恰当地联想到是不是要改旗易帜。这个大帽子扣在头上，谁都不敢往深处想事情。其实，改旗易帜与扬弃治国理念不是一回事，国家政治制度可以不变，但治国理念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站在历史高度作出与时俱进的大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国理念上遵循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思维定势，64年来缺乏创新和突破。这种理念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触动。比如，我们从1953年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糖料、酒类和烤烟等其他农产品，只能由政府统一低价收购，再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城市市民。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2004年才彻底取消。回过头来看这51年，我们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用“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积累。
再比如，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简称《人民公社60条》），以集体所有制替代农民土地所有制，之后经过三次宪法确认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各级地方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转手倒卖农村土地，推动了“城市化率”一路飙升。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如同“丰乳霜抹在了城市化的胸大肌上”。这种城市化完全建立在剥夺农村的前提下，把农民整体逼进了死胡同。现在，农村各类群体事件看似偶然，实质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认为，用新型城镇化形成新的治国理念，需要对农民保持必须的尊重，对农业保持必须的敬畏，对农村保持必须的清醒。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亏欠农民太多，压抑过久一定会出大乱子。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如果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觉得工业化、城市化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不是受益者，或者看不到受益的希望，弥漫着一股受害者、受损者和受排斥者的情绪，我们这个国家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给农民以梦想和期待，让他们重拾信心跟着党和国家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战略思维，牵一发动全身，具有纲举目张的统揽作用。把农民放在心口上，而不是放在枪口上，整个国家才有希望。
三、新型城镇化要从农村土地制度下手
仔细分析今天的各种矛盾，其中有一多半是农村土地制度带来的，群体事件、贪腐案件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有些人现在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还有，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土地增值部分也要拿出来分享。相比之下，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装进少数人腰包呢？我主张，新型城镇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入手，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当然，大家都会觉得疼，但现在不动，越晚动越疼。农村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从道义上必须归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新型城镇化就是白扯。
按照《土地承包法》，农民有30年土地使用权。但根据《土地管理法》，农业用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首先变性为国家所有，同时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对农用地是一套法律，对非农用地却适用另一套法律，相互矛盾。这些年，我一直为农民土地权利奔走呼喊，但来自不同渠道的声音提醒我：我们体谅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堪忧，也了解补偿标准太低、补偿款不到位。不过，如果只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那城镇化以及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大局还要不要维持？如果征地补偿让农民衣食无忧，地价到底会有多高？那样的话，城镇化成本不就上去了？成本上去了经济建设不就下来了吗？失地农民的命运是惨了些，城镇化不就是"小利"服从"大利"吗？这一套又一套的理由，冲淡了中央为保护农民权利准备采取彻底措施的决策。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下决心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但为什么越调越涨？究竟卡在什么地方？根据我观察，全国65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在1.5万亿左右，占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一届政府寅吃卯粮，把今后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干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卖地生财当然比种粮食来钱快，但耕地大量减少，必然导致粮食生产萎缩，也必然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19.45亿亩，2010年已下降为18.26亿亩（人均仅1.37亩），其中2/3为中低产田。我记得，早在2006年制定 “十一五”规划纲要时，国务院要求到2020年底必须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按照这一要求，从2006年到2020年，耕地最大净减少量不能超过2,700万亩，年均不到200万亩。但各省用地需求每年都在1,500万亩以上，耕地占补平衡的数据造假触目惊心。没有人思考两个常识性问题，东部新垦耕地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中西部新垦耕地又有多少能成为有价值的耕地呢？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拆又不能拆，卖又卖不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加上人口自然死亡，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但也是希望所在。我的综合测算表明，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亿～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四、新型城镇化要制定宏观审慎政策
按照我的理解，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根本性的制度革命。为什么这样讲呢？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造成了3.5亿农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土地，其中2.61亿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大迁徙大流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及农村产权制度，占人口总数65%以上的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新型城镇化所承接的，是过去30年剩下的最难啃的硬骨头，“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越来越高”，所有的改革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超越，并以这种超越体现“中国梦”的历史进步。
我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当前城镇化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类人，他们已经在“城市化”中获得了地位和财富，并从容地掌握了操纵局势的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我很忧虑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所呼唤的各项改革内容，既得利益者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面对他们的集体阻挠又该如何破局？但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城乡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推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换句话说，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改革？关键的问题是，具有改革意识的执政者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如何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从而引领历史走向代价较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我仔细分析了最近两个多月来的新型城镇化讨论，整体上虚的多、实的少，看不到怎么干、干什么的具体思路。我很担心这样的高谈阔论，不利于中央下最后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回归常识，把真相和全貌搞清楚，把本质和规律弄准确，把思路和对策想透彻。当前收入分配的尖锐矛盾是农民收入上不去，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基础的薄弱，社会管理的主要矛盾是农村的不稳定。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着很多困惑，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怎样走出一条新路，需要中央在宏观政策上审慎，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把主线理清楚，处理好。我们应当因势利导，及时释疑解惑。中央在新型城镇化重大决策上当断不断，容易让一些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造成更大范围的思想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