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机杼 大处落墨 ——《董辅礽评传》读后 白 汀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对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例如，他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被看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他从一开始就主张对所有制进行改革，因而也被认为是“我国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他是国内最早研究消费问题的学者，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我国最早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他最先大胆地发出了“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呼吁，他最早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著名公式，他最先提出了“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他最早发表了我国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文章，他最先得出了有关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农村现代化等的重要结论，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消费问题……他有着许许多多的理论创见和创造性的理论阐发，仅仅从这些远未列全的“之最”中，就足以使人们明白该怎样评价董辅礽的学术地位了。由薛永应教授撰著的《董辅礽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书全面、详细地记叙了董辅礽的生平、家世、成长历程、创作艰辛、人生坎坷与辉煌，向人们展示了他的个性特色、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同时，以整个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幻为背景，系统、客观地整理、爬梳了董辅礽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成果及其经济学理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总结并评价了其经济学成就的学术价值、思想意义和社会贡献等。薛永应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迄今共出版专著8本，主编和选编学术著作5本，论文100多篇，译著3本，并主笔大型调查报告3篇，作为代表作的论文《生产力系统论》曾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写作《董辅礽评传》一书之前，曾著有3万多字的《董辅礽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并有其他体裁的“董传”多篇在《了望》海外版等多家报刊发表，从那以后，薛永应教授便有了一个“董学家”的浑号。应当说，《董辅礽评传》的作者人选是适得其人了。《董辅礽评传》的风格是既“传”且“评”，亦“传”亦“评”，夹叙夹议，“传”“评”一体（《引子》，p.8），将文学性、可读性、通俗性与学术性、研究性有机交融，面向大专及其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群体，采用“大体上以时间为顺序的专题式评传体”规划全书，使读者在兴味盎然的阅读过程中了解董辅礽这位大经济学家的奋斗历程和非凡建树（《后记》，p.399）；书后并附有“董辅礽著作目录”（分著作清单及主要著作的目录两大部分）和“董辅礽年谱简编”，颇具学术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国内经济学家的评传，这一写作手法，可称是薛教授的一个创见。事实证明，这一设计是成功的。书中始终以两条主线相贯穿：生活轨迹与理论轨迹。它们或平行，或交叉，互衬互辅，全息地记录了董辅礽七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和学术生涯，有血有肉，有得有失，有喜有悲。人们眼中的董辅礽已不仅仅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大经济学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觉者、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而且还是一位可感可触的、个性鲜明的、与普通人一样经受磨砺而温情不改的人。董辅礽拥有一个幸福家庭，夫人刘蔼年也是一位学有成就的眼科教授，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张大桌子的两边，各自静静地研究自己的专业，直工作到半夜12点；自他成家后，其父母便一直与他们共同生活，直到老母亲93岁安然离世；儿女们也都学有所成，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甚至领导着一个实验室。刘教授总说：“多亏了公公婆婆帮忙”，董教授则常常会在自己著作的序中提到妻子的名字，感谢她的支持——我们分明读出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温馨、和谐之美。两条主线的经纬交织，恰到好处地突显出了作者对传主的评价主旨：董辅礽作风严谨，文如其人，其人品与学品、人格独立与学术独立是高度统一，交辉共馨的。1978年9月的一天，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毫不含糊地提出了“改革国家所有制”的大胆主张，第一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中“两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问题。虽然党的十二大后，新修改的宪法中吸纳了这一观点，但在“四人帮”刚被粉碎，“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的时候，董辅礽的洞察力、远见卓识和思想深刻性都是无人企及的，而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其坚强的信念和高度的学术勇气更是不可想象的。“两个分开”的观点，大大超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承受力，董辅礽执真理而呼的大无畏精神和执着行为，后来则被经济学界一致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举。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记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从《评传》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董辅礽的敏锐与坚定，他敢为人先且见解准确，很多时候都是在舆论基本上一面倒的形势下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最著名的莫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必须改革；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寻找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运行机制的转换同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须结合进行；必须建立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八宝饭理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非公有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独步当时，即使今天也还在发生深刻影响的科学结论。更难能可贵是，他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和经济学研究者强烈的使命感，使人们在我国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听到了一个学者的实言、直言、箴言和预言。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关于温州发展非农产业问题才没有了争论，而董辅礽在1986年3月即撰文力驳众难，指出它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1988年起，董辅礽就针对现实，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了系统阐述；他于1963年发表开我国消费经济研究先河之作后，又于1995年创造性地阐发了“可持续消费方式”这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兼济的经济范畴；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实施问题上，在1998年国家经济计划及国家预算问题上，董辅礽的见解都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董辅礽从不人云亦云，其论点往往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和生命力，他的特点就是薛教授在《评传》中总结的四个字：求实、创新。80年代末至整个90年代，他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是所有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指出在宏观层次上，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给国有企业以正确的定位，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在微观层次上，应对那些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如公益性、政策性、垄断性、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进行改革，按照企业功能，以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强点和弱点为依据，以竞争性、非竞争性为标准来决定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去留……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董辅礽出版有两部著述——《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经济发展研究》，可见他对该领域的重视和耕耘之丰。董辅礽关于经济发展及其战略的理论是相当系统和全面的。如他发表了我国有关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最早的两篇研究论文，最重要的是，他率先揭示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四大特点（或缺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主要目标；（2）把重工业作烛突出固定重点；（3）以粗放发展为主；（4）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标，闭关自守。这一见解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深刻影响，它尤其对与我国相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董辅礽曾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经济学家做学问要有基本的价值观。”（p.368）“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对还是不对，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提出来，甚至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些别人爱听的话，我认为毫无价值，我的人格接受不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接受不了！”他周围的人则这样评价道：“他（董辅礽）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主张，都是以一个正直、勇敢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和经济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地提出的。”（于光远，p.381）“我敢说，他的成就大都是从勤奋中来的。当然，他的智慧、勇气，也非同一般。对董辅礽来说，他的公式恐怕是：智慧+勤奋+勇气=成就。”（袁钢明，p.377）“从董辅礽的论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不随风倒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则体现了一个矢志于改革的学者所应有的素质。”（薛永应，p.206）。传记也是史，它最重真实，要求符合客观实际。为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评判，准确、本真地再现传主的一生及其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薛教授殚精竭虑，颇费思量。首先，他做了大量细致、广泛的资料调研、专题采访工作，素材搜集的全面性，为其游刃挥洒夯实了基础，打开了空间。我们在书中除了看到大量出自董辅礽论著的文字外，还可看到许多人的随想、谈话、专文、专著甚至采访录音（包括董辅礽本人的）。作者采用一种“熔炼式”的整理方法，该用“传主”自己语气的，就让其本人自己说出来；该让其他人士说话的（如对董辅礽的基本评价），就引用那位人士的语言；而由上述两类人士表达反而不得体或影响行文的晓畅的地方，则以《评传》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在笔调方面，《董辅礽评传》基本上是一种淡泊、稳健的风格，全书以一种平实、“中性”的笔法铺陈而来，尤其是在需对董辅礽本人或其成就进行评价的时候，薛教授尽可能地选用事实或权威性的、有公论的定评，但在实情实景的真情描绘和画龙点睛、看似无奇的分析之中，又让人分明感到一股激情和力量如火山下的岩浆般炽热、难抑。白璧微瑕。《董辅礽评传》似乎过于“平实”了，尤其是在生活经历的描写部分，文学气息不够，应多一些风趣、描摹和文采，以与理论评述部分形成对照，且与现实中的董辅礽教授的音容笑貌、个性风采更接近。当然，每位作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体验融入自己的著述之中，我们不能苛求作者，也许作者是不得已而在可读性与学术性的取舍间作出了某种牺牲，书外之人恐怕无法体会把握二者之间的“度”的难处。平心而论，作为国内经济学家评传的开山之作，其在客观性、学术性及至文学性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都是值得后来者尊敬的。《董辅礽评传》一书不仅由于它选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界的一位代表人物，缩影了新中国经济学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及理论界的发展与波澜，因而具有了超出一般传记的意义；而且它还具有中国经济简明教科书的作用，能使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学及发展史有一个生动、精炼且前沿的把握，理清观念，从而真正地、准确地认识经济、经济规律的内涵及其对我们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认识经济学家们的巨大作用，与大经济学家们同行，与新的世纪同行。 （《董辅礽评传》，薛永应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21.00元）